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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察冀画报》 与中国共产党的视觉外宣
作者:夏羿、刘洋 发布时间: 2021-01-19 09:56:16
摘要:《晋察冀画报》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份大型摄影画报,研究发现,对外宣传是“山沟里”出版摄影画报重要且被忽略的关键动因。面对国民党新闻封锁与政治话语权的弱势地位,中国共产党急需建立根据地与外界的直接宣传渠道,立足摄影画报真实性与视觉性以期实现“让外界看见”的宣传意图。

《晋察冀画报》于1942年7月创刊,存在6年间出版正刊13期(抗战时期8期),其他附属半月刊、月刊、旬刊、丛刊、画刊、号外、通讯不少于86份。既是中国共产党画报出版的高峰,也是创办摄影画报的起点,一直被认为“意义非同一般,发展有深远影响,是一个有开拓意义的壮举,是奇迹中的奇迹”[1]。

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执政环境有所好转,但根据地“马背上办报”“游击办报”的整体状况未有改变。一般刊物仍以油印、石印为主,《晋察冀日报》等区域性机关报勉强维持铅印出版,甚至《解放日报》这样的中央级报刊也不得不以毛边纸代替薄纸。[2]虽然1942年后各根据地提出自力更生,但无论如何,满足文字报刊出版需求已属不易,出版大型摄影画报需要先进的制图设备、消耗更多人力物力,这在中国共产党报刊史上前所未有,实为特殊之举。

就画报实际出版情况来看确有不少特别之处:数量上,《晋察冀画报》6年仅出版13期、平均每期2400册、共3.2万册,与同地区级《晋察冀日报》10年2854期、每年2.1万份(1941年)相比十分有限,覆盖面难以保证;[3]时间上,画报出版周期最短4个月,平均6个月,时效性远不及日报,更不如摄影展灵活,“常常失掉时间性,而且不易送到”;[4]技术上,从培养摄影记者到实验照片制版耗时长达3年,仍“以牛羊圈当车间厂房,用棉花滴水计算时间,用水壶两次自制蒸馏水,河滩沙代替细沙,红枣酒代替酒精,老陈醋代替醋酸”。[5]即便放眼全国,战时报刊出版业物资匮乏,上海沦陷后大多画报或转至租界或流离大后方,有学者统计,1937年至1945年大后方出版画报仅40多种,每年新增画报出版物不足10种,1943年更低至5种,总量与增量皆呈断崖式下降。[6]更值得注意的是,摄影画报在民国中后期,主要是一种在消费文化脉络中被重视的媒体,是一个典型的“城市”产品。一段时间里,中国共产党文艺工作者视《良友》类摄影画报为“奢侈品”,是“掌握在中上层统治者手中”的工具,[7]此种表征不同意识形态的报刊类型却忽然受到重视。

现有对《晋察冀画报》的研究,一方面梳理了“画报创制、演进、流布”[8],搜集“发展历程的文献”[9],提倡“左图右史”是为史料层面之贡献;[10]另一方面探讨图片文本的符号意义,指出画报在“视觉宣传与动员”方面的历史贡献,是为功能层面的理论分析。[11]上述研究为本文提供重要基础,但都较少涉及《晋察冀画报》与中共宣传道路的整体互动,鲜有对摄影画报创办动因的深入考察。

一、《晋察冀画报》办报的政治背景

1939年初至1942年底,是中国共产党开辟新闻摄影工作和大型摄影画报的筹备时期,这一时期又分两个阶段:1939年初至1941年底,根据地摄影工作突破技术局限,在《抗敌三日刊》《晋察冀日报》成功刊登新闻摄影图片;1942年初至1942年底,晋察冀军区决定“需要多少就给多少”,集中全力创办根据地第一份大型摄影画报。《晋察冀画报》这一“奇迹”的出现,固然和沙飞等影像工作者汇聚、出版技术突破等因素有关,但上述条件更多是能够出版画报的外部保障。何以推动《晋察冀画报》在1942年初进入办刊“加速期”?

众所周知,抗战大部分时间里,中国共产党始终处于腹背受敌状态,一方面抵抗日本侵略,另一方面与国民党斗争。特别是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国共接连爆发集中摩擦,双方关系呈现一种“弱稳定”状态,政治局势在“斗争—稳定”中往复。由于意识形态的根本差异,两党角力与斗争从未停歇。[12]

1941年底至1942年初,根据地军事压力趋缓,“皖南事变”后国内政治环境相对宽松,为中国共产党政权发展提供了契机。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等国实施“先欧后亚”战略,确立了与中国的同盟关系。中国共产党方面呼吁,“中国共产党对英美统一战线特别有重大的意义”,要“建立加强与英美及海外的工作联系”。[13]新的谋篇布局中,加强对外交流与宣传不仅有利于舆论支持及海外统战,更能对国内形势产生实质影响,要以“军事进攻为副,政治进攻为主”[14]。面向国统区与海外宣传的重要性上升,构成了1942年中国共产党国内外政治环境的变化性因素。

政治环境的变化在宣传诉求中得以显现与强调。根据地政权急需建立与国统区及海外的直接宣传渠道。从历史上看,中国共产党极为重视对外宣传,不仅建立了南方局、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等对外宣传机构,而且有《新华日报》《群众》等国统区报刊。但客观来说,大多国统区及海外报刊转瞬即逝,尤其缺乏更直接的对外宣传方式,中国共产党希望与外界接触,便于直接提供反映根据地情况的信息,“宣传中国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战中的骨干作用,要用事实说明进步力量在抗战中的重要作用”[15]。中共中央也在1942年初强调,太平洋战争后军事方针仍旧,但宣传要有所侧重,“八路军新四军之战绩应广为宣传,尤其对海外的宣传应当加强”[16]。

《晋察冀画报》创办前后,根据地接连尝试了多种新式宣传媒体:1940年,多方努力下袁牧之、吴印咸等原“中制”电影人受到感召投奔中国共产党,计划摄制反映根据地实况的纪录电影;[17]同年12月,延安新华广播台开始播音,以中、日、英对外播报,基于当时广播收听条件,主要宣传对象也在根据地以外。虽然受条件所限,最终电影摄制未能完成,广播也时断时续,甚至一度暂停了口语节目。但如果将摄影画报置于红色电影与广播整体脉络中,不难发现,期待打破传统报刊时空限制的根据地宣传,围绕新式媒体展开,对“新媒体”的重视反映出对外发声需求的不断提高。一言以蔽之,对外宣传在1942年后变得尤为迫切,根据地需要建立直接的宣传渠道获得国统区认同与国际支援。 

二、《晋察冀画报》主要言说对象分析

报刊的目标受众是办报宗旨的直接反映,运用文本分析与符号学解读的方法:一者,以主题与内容呈现画报的预期读者;再者,通过图像符号解读其意义输出的指向性。[18]

1.内容设置的预期读者

聂荣臻等高层领导对摄影画报工作的部署具有决定性与方向性,通过图像内容的安排能够发现,《晋察冀画报》始终有一条对外宣传(特别是海外宣传)的明线。政治部主任朱良才总结画报工作时认为,“由于物质条件极其困难,而使这些辉耀人类历史的斗争,不能以十一呈现于全国全世界”[19]。在这里,《晋察冀画报》明确了“全国同胞”“全世界人士”之于宣传的意义:

“五年的抗战,晋察冀的人们究竟做了些什么?一切活生生的事实都显露在这小小画刊里。它告诉了全国同胞,他们在敌后是如何的坚决英勇保卫着自己的祖国;同时也告诉了全世界的正义人士,他们在东方在艰难困苦中抵抗着日本强盗!” [20]

通过对731幅摄影图片加以统计分析,画报集中展示了丰富的根据地场景,全景式扫描边区状况,又以军事斗争、政权建设、对外交流等为核心。其中,军人、群众、友好人士得到重点呈现,是《晋察冀画报》各类具体报道的角色主体。高比例的画面选择,呈现出造型技巧常规性地运用于意义的生产中。例如,动态画面能够增添现场感,营造激烈的战场气氛;表情调动了愤怒、感恩、幸福等情绪力量(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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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根据地其他报刊,《晋察冀画报》海外宣传宗旨鲜明。形式上,画报第1期以中英双语出版,所有文字部分皆有英文翻译,其余各期坚持配发英文目录,英译封底装帧。主题上,画报1至8期63则新闻摄影专题,14则直接涉及国际因素(占比22%)。若考虑到这些图片所占版面较大,“中韩两民族联合起来”等插图未作专题计算,国际性内容所占比例还将上升。

有别于日报紧扣时事,《晋察冀画报》更倾向全面介绍与综合展示。29则专题汇总了中国共产党在军事、文化、经济、政权建设方面的成就(占比46%)。例如,“百团大战”“边区选举”“白求恩”“国际友人来边区”等核心报道并不追求时效性,发生时间最早可追溯到1939年。此外,“精选”是对光辉历程的生动记录与完美提炼,这些图片专题还反复移植于画报社各类专刊、旬刊中,编辑部提出画报是中国共产党抗战5年以来成绩的“献礼”。简单来说,集中塑造的整体化形象能够在较短时间内留下深刻的宣传印象,是为有利于外部读者阅读的另一注脚(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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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细节之处也能看出画报预设的宣传方向。根据地报刊重视读者互动,《解放日报》《晋察冀日报》等日报常设读者来信,画报虽每期都有类似的征稿启事但从未出现普通读者声音,仅有外来稿件取自美国通讯社邮寄的“海外通讯”,从侧面反映出画报重视的互动对象。不仅如此,画报中以“八路军”“中国共产党”等第一人称为视角的叙述内容比例较大,“我”与“你”的言说立场流露出画报宣传的“他者”化视角。例如,《抗日根据地在炮火中成长》立足“八路军”整体视角,细数“边区八路军在敌人深远后方,坚持抗战,辗转搏斗,近五年经历大小战斗数千次”;《红军时代的生活》从“中国共产党”整体历史着眼,“过去的工农红军,今天的八路军新四军不单在中国人民与中华民族解放事业上建立功勋,在奋斗作风上也建立了典范”[21]。

2.图像意义表达的外部指向

媒介所记录的现实是被改造的文本,语言学研究取径认为,符码的隐含意义塑造出特定信息,并使之成为流行的社会意象。就传播过程来说,“社会意象”得以组织起来还必须具备“象征意义、人的介入、展示对象”[22]三方面条件。所谓“象征意义”就是让特定事物成为可见,进而形成固定“概念”,成为“真的有过什么”的证据。[23]通过图像文本的“象征意义”,得以检视“展示对象”与宣传指向性。

其一,呈现军队“英勇无畏”抗日形象,对外展示中国共产党“中流砥柱”的民族担当。记者们普遍认为,造型手段不止于记录,更是象征意义的视觉化呈现,“图片选取仰拍角度、色调明亮,在形式上具有崇高的审美特征,能够体现英雄史诗之伟,三角形构图是力量与勇气的外在表现”[24]。例如,创刊号封面《塞上风云》通过“主体+背景”图式呈现长城风景,以仰角结合全景镜头,将长城的雄壮与八路军的威严气势相呼应(图2)。类似典型的英勇抗战场面还包含战争现场(《英勇顽强的冀中军民》)、英勇牺牲(《烈士之血革命之花》)、战事胜利(《敌伪归诚》)、物资缴获(《胜利品之一部》)等等。视觉技术在塑造中流砥柱的象征意涵的同时,还定义观看者及其观看对象,凸显了中国共产党军队抗战主体地位,“站在斗争最前线”将“我们”(积极抗战、全面抗战)与“他者”(消极抗战、片面抗战)分离开来,明确地将根据地以外读者置于观看中心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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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形塑根据地“民主祥和”生活情境,对外展示中国共产党“先进”的执政能力。符号的能指、所指及其“神话”过程表明媒介提供现实镜像,画报采用多种方式搭建“民主祥和”场景。首先,时间的拼贴被普遍运用于民生事业的报道,如《社会教育》《出版事业》《春耕秋收》等,时序性地梳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根据地社会氛围的和谐发展;其次,戏剧性表达在“选举运动”“大生产运动”等政治主题中频繁出现,如《生产战线上的妇女儿童》《边区参议会》等,皆抓取群众热情、积极、幸福瞬间,冲突性地呈现出农民政治地位的前后变化。再者,诗化呈现农村根据地生活,“秀美山川”“田园生活”“鸡鸭成群”等乡村景观为画报普遍刊发,特别被置于封面封底显著位置,浪漫化地营造农村生活的祥和氛围(图3)。以上“民主祥和”的意义建构立足中国共产党视角,优越的执政能力通过“过去—现在”“艰苦—富足”“苦难—幸福”“城市—农村”等对比框架得以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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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察冀画报》形塑的“英勇无畏”“民主祥和”等核心话语具有较强针对性,回应了外界对中国共产党抗战活动、根据地民主建设情况、敌后民众生活现实等关键性问题的集中关切。由此,不难看出画报所召唤的外部读者群(表2)。

3.“以图为证”,摄影画报媒介特征及其对外宣传理念

摄影画报不同于文字报刊,和美术画报也有区别。照片虽不是现实本身,却也不能随意变换,特殊之处主要体现在摄影机械复制“类似物”的真实性与视觉性。立足于此,早期中国共产党宣传者们对视觉“真实”的理解,促使其尝试结合摄影与报刊,将根据地抗战实况以“可见”的画报反映出来。

第一,摄影画报是“真实”的宣传。一方面,照片客观再现是一种“眼见的真实”,《晋察冀画报》是中国共产党为民族抗战事业作出的贡献有力证明,能够将根据地的一切“如实地记载下来,及时地传播出去”[25]。另一方面,摄影画报提供了“感受的真实”,画报记者高良玉就曾在其培训笔记中记载:“用摄影为武器,原因是他本身有好多特点,他能真实地具体地反映现实,因此给人以真实的感觉和深刻的印象。”[26]就此而言,“眼见的真实”与“感受的真实”呼应了“用事实说话”的宣传理念,用摄影回应国民党“游而不击”“散兵游勇”等不实指责。郭沫若对此有过总结:“漫画太过夸大他们是怀疑的,把抗战中重要事实,主要是敌人的暴行以及我国抗战的伟跡摄成照片,赠送亲友(特别是外国朋友),正因如此摄影画报的记录性受到青睐,在对内对外宣传上必然可以收到很大效果。”[27]

第二,摄影画报是“可见”的宣传。《晋察冀画报》创刊时强调,要以“活报”姿态“活生生”地显露事实。所谓“活报”主要指:图像内容鲜活、清晰、具体,借助观看能够拉近读者与根据地的距离,使其身临其境。郑景康在《摄影初步》中表示,“真正的‘真’是活生生地抓住动态。技术加文艺上的修养,再加政治上的认识,最终才是真、善、美”。[28]画报工作者认为,摄影的视觉性与真实性能够统一,“观看”与“真实”实质上是互为表里的关系,能够“活生生”地显露“真实”。

摄影的媒介真实性特征与中共对外宣传诉求相契合,形成了“以图为证”的对外宣传理念,奠定了摄影画报的价值基础,规划了《晋察冀画报》的发展路径。以往研究曾勾勒过画报丰富的读者群体,但传播效果并不完全等同于办刊目的,特别强调《晋察冀画报》的办刊动因,实为彰显“山沟里”办摄影画报的历史语境。媒体产制背后往往表征着意识形态要求,创办摄影画报与根据地对外宣传诉求密不可分。不可忽视的是,受条件限制各期画报波动较大,从第2期开始便不得不做出调整,取消了大部分英文翻译,增加地方性内容兼顾对内宣传。但即便如此,抗战胜利前至内战全面打响期间对外宣传仍是《晋察冀画报》一以贯之的办刊宗旨。

三、对外交往中画报媒体的实践运用

媒体是政治的“再现”机制,既包含内容与符号,也是一套活动与实践。本文在此进一步揭示《晋察冀画报》在政治交往活动中的具体运用,阐释农村大型摄影画报之于中国共产党宣传的特殊意义。 

“参观”晋察冀画报社是根据地对外宣传的重要一站,边区来访者在参观中见证这一办报“奇迹”。据画报社记者回忆,凡到晋察冀来的外国朋友都会把参观画报社作为重要活动内容,1944年共5批,半年多时间来访的外宾有3批,在为数不多的涉外活动中这样的参访数颇为可观。[29]美国飞行员白格里在社长沙飞带领下,先浏览各期画报,同时聆听内容讲解,而后与报社人员交流,接着实地操作出版设备,最后合影留念。在此过程中,艰苦的环境和精致画报形成鲜明对比,巨大反差给白格里留下深刻印象,“这里的抗战是这里军队和人民,用最大努力和勇敢,艰苦奋斗的结果……完成极多,所用甚少”[30]。参访过程还被报道出来起到了二次宣传效果,新闻图片中画报工作人员身穿打有补丁的破旧衣服,白格里在印刷设备与简陋厂房中认真观察,这样生动的场景如同证据一般被凝固下来。[31]参观确实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他们对画报社的工作成绩赞叹不已”,美军观察组提出建立相互发稿渠道,《晋察冀画报》第8期“海外通信”刊登了一批欧洲战场照片,“一箱子从美国新闻处邮寄来的放大照片(内有硫磺岛升旗图),每张照片都有码号(SH35-31),每套上都标有晋察冀边区张家口市画报社沙飞先生收,总共有几十套”[32]。不难理解,“参观”是在特定框架中进行的宣传活动,摄影画报的办报实践既是宣传方式也是宣传素材,整个出版流程具有展演性。

赠送《晋察冀画报》是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与宣传的另一重要方式。困难时期,数量有限的精致摄影画报被视为来自根据地的珍贵礼物,不仅提供信息,而且有保持联系承载情谊的作用,体现着中国共产党与被赠送者的亲密关系。据邓颖超回忆:“当他们在南京等地接到画报后,都是尽量的多给人看,多送人,但每次都感到画报数量少,加上英文说明送到美国法国。”[33]被赠予画报者多是重要的统战对象,获得画报象征了党对其身份的重视与认同,每当有国外人员来访边区也都会赠送若干画报。对于国统区人士而言,摄影画报让敌后根据地以可见的方式现身,《晋察冀画报》是中国共产党政权的人格化,画报内容与趣味体现了党的文化品格。有国统区读者看到画报后深受感召,奔赴晋察冀参加八路军。[34]穆欣曾在重庆《国讯》中表示,“大型的《晋察冀画报》出版了,那精美的五彩封面,清晰而秀丽的图片,比之于战前上海出版的最好的画报也不逊色。而那活跃在纸上的人民的姿态,丰富的敌后斗争内容,更非那些兴趣放在‘大腿’‘曲线’上的消遣品所能及”[35]。

画报图片还被运用于各类展览中。很长一段时间里,晋察冀画报社是生产、制作、保存中国共产党历史图片的机构,抗战胜利后改组而成的华北画报社仍延续这一重要任务。《晋察冀画报》中的经典照片以专题形式在各种纪念活动中展出,通过“展览他们,让人们透过这些细微的沙粒认识晋察冀的精神与风貌,他的方向正是新中国的道路与方向”[36] 。据现有资料统计:1946年,“八路军与老百姓”等专题在石家庄展出;国共和谈期间举办了“延安生活艺术展”;1947年,画报社编选译有英文说明的“解放区妇女”送美国、法国展览;1949年,参加捷克斯洛伐克举办的中国摄影展览会;1949年后,由《晋察冀画报》发展而来的《人民画报》隶属外文局,仍将国际宣传作为至关重要的办刊宗旨,多次参加社会主义国家摄影联展,展现了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风采。[37]就此而言,参展本身也是一种象征团结的仪式活动,摄影图片是中国共产党报刊人格化的在场。

四、结语

对外宣传是困难时期创办大型摄影画报的主要动因,也是《晋察冀画报》一以贯之的核心诉求。不同于一般报刊追求“广而速”的传播效果,摄影画报更多立足于视觉媒体特征,向国统区及海外提供了观看敌后根据地的“窗口”。如果说“陕甘宁广播”建立了敌后政权与外界听觉上的联系,那么“晋察冀铜板”则在视觉上向外界“证明”了八路军的抗战贡献。摄影画报虽办在农村,但目标读者仍在城市。

抗战时期的宣传以新闻媒体竞争为中心,掌握媒体数量与形式多少决定了政治话语权的强弱态势。创建摄影画报充实了原有报刊种类,但仅围绕内容宣传效果有限,发挥报刊媒介活动层面的意义比单纯依靠发行量更有针对性。换句话说,“山沟沟”里办摄影画报具有展演性。在以内容为主要宣传方式的历史时期,在国共政治话语权悬殊的情况下,摄影画报频频运用于政治交往中,以其人格化与象征性发挥了凝聚共识的作用。媒体实践层面的画报运用,展现了抗战时期敌后宣传的独特一面,是中国共产党视觉外宣的先声。

《新华日报》曾有报道:“这样华丽的画报,是在敌后那样艰苦战斗的地方出版的吗?当我们看到晋察冀画报的时候,不能不大吃一惊,它叫我们珍视,叫我们再三翻阅,不忍释手。”[38]1942年初,未能按原计划时间出版的画报筹备组得到重要指示,“办画报就是要把边区抗日军民斗争事迹告诉边区以外的人,争取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对我们的支持”。聂荣臻同时强调:“照片一定要精选,以更有利于对外宣传。”[39]由此便能解释,短短3个月时间内,出版摄影画报所需物资集中全力,通过“各种关系”突破“层层封锁”运到根据地。

(作者单位:夏羿,南京财经大学新闻学院;刘洋,每日经济新闻报社)


* 本文系2019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近代摄影期刊及其知识传播研究”(项目编号:2019SJA0276)成果;南京财经大学校级教改项目“网络传播专题课程实践性教学探索”(项目编号:JGY057)成果。

注释:

[1] 顾棣.中国红色摄影史录[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9:30.

[2]参见齐峰,李雪枫.山西革命根据地出版史[M].太原:山西出版传媒集团,2013:35;常紫钟,林理明.延安时代新文化出版史[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499.

[3] 李金铮.读者与报纸、党政军的联动:《晋察冀日报》的阅读史[J].近代史研究,2018(4):25.

[4] 陆定一.目前宣传工作中的四个问题(1939年4月9日)[C]//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37-1949).北京:学习出版社,1996:39.

[5]河北省新闻出版局出版史志编委会、山西省新闻出版局出版史志编委会.中国共产党晋察冀边区出版史[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61.

[6]参见祝均宙.图鉴百年文献[M].新北市:华艺学术出版社,2012:139;韩丛耀.中国近代图像新闻史[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2.

[7]蒋齐生,舒宗侨,顾棣.中国摄影史(1937-1949)[M].北京:中国摄影出版社,1987:88.

[8]行龙.图像历史:以《晋察冀画报》为中心的视觉解读[C]//新史学(第一卷).北京:中华书局,2007:217-250.

[9]参见王雁.沙飞摄影全集[M].北京:长城出版社,2005:1;石志民.《晋察冀画报》(全集)[M].北京:中国摄影出版社,2015:1.

[10]参见韩丛耀,赵迎新.中国影像史(第7卷)[M].北京:中国摄影出版社,2015:215;吴果中.左图右史与画中有话:中国近代画报研究(1874-1949)[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235.

[11]杨健.政治、宣传与摄影——以《晋察冀画报》为中心的考察[D].上海: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50-53;曹培鑫,赵鹏.走向群众:《晋察冀画报》研究[J].现代传播,2017(5):59.

[12]陈默.“弱稳定”中的两党关系:一九四○年国共之间缓和局面的形成和破裂[J].党史研究与教学,2018(5):49.

[13]新华日报馆.太平洋战争与世界战局[M].重庆:新华日报社,1941:6.

[14][15]刘增杰,等.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学运动资料[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7,9.

[16]1941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的指示[EB/OL].(2015-12-17).http://dangshi.people.com.cn/n1/2015/1217/c85037-27939727.html.

[17]黄德泉.1938年延安某影事之备查[J].当代电影,2018(2):104.

[18]文章分析范围为1-8期,因抗战时期共出版《晋察冀画报》正刊8期,其余5期乃全面抗战胜利后刊行。由于篇幅所限,各期细部变化未加展开,一是超出了本文核心时段,二是1946年至1948年,画报转向“面向城市读者”,仍保持了对外(国统区)宣传的重要一面,可视为“让外界看见”的一种延续,并不影响核心问题的基本阐释。

[19]顾棣.中国红色摄影史录[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9:33.

[20]聂荣臻.创刊词[N].晋察冀画报,1942-07-07. 

[21]参见抗日根据地在炮火中成长[N].晋察冀画报,1942-07-07;红军时代的生活[N].晋察冀画报,1943-09-04.

[22]任悦.视觉传播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121.

[23]吉莉恩·罗斯.观看的方法—如何解读视觉材料[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7:217-219.

[24]蔡子谔,顾棣.崇高美的历史再现[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5:354.

[25]发刊词[N].晋察冀画报时事专刊,1942-03-20. 

[26]石志民.晋察冀画报(卷三)[M].北京:中国摄影出版社,2015:1369.

[27]郭沫若.战时宣传工作[M].武汉:民国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1938:92.

[28]郑景康.摄影上的真善美[N].摄影网通讯,1947-08-15.

[29][32][37]顾棣.中国红色摄影史录[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9:40,904,126.

[30][31]山宋.白格里欧在晋察冀画报社[N].晋察冀画报,1944-08-30.  

[33]石少华.我们的画报照片发到国内外[N].摄影网通讯,1947-11-28.

[34]韩丛耀,赵迎新.中国影像史(第7卷)[M].北京:中国摄影出版社,2015:140.

[35]穆欣.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敌后报业散记[N].国讯,1944-12-15. 

[36]七月献刊[N].晋察冀画报,1942-07-07. 

[38]文健.记“晋察冀画报”[N].新华日报,1944-04-26.

[39]顾棣.解放区的摄影画报事业(节录)[C]//文艺史料选编(抗日战争时期第二册).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279-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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